农家女薛利红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变迁三部曲 

  
  
  
 
　　■文/图 记者 宋洁

　　出国打工，这个字眼即使放在今天也很时髦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来西安打工的蓝田县农村妇女薛利红，懵懵懂懂中开始了自己的日本打工之旅，从此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

　　从农村种地，到出国打工，再到介绍300人出国务工，透过薛利红三十年的生活变迁三部曲，相信我们每个西安人都能切身感受到，改革开放三十年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。

　　三部曲之一

　　进城打工篇

　　我离西安很近，西安离我很远

　　如果不是去日本打工的那个偶然机会，42岁的薛利红可能还在蓝田老家，重复着普通农村妇女的生活：看娃、种地、伺候公婆……

　　薛利红从小在蓝田县洩湖镇薛河村一户贫困农家长大。1982年，年仅16岁的她，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考上了当时还算红火的技校学缝纫。毕业后，凭着熟练技术，她从农村来到西安城郊一家私人服装加工厂打工，这一干就是五六年。

　　直到现在，薛利红还清楚地记得，“当时我们班一多半学生，都分在灞桥区毛西村的一个军工服装加工点，每天根据裁样，要做九条成套成品裤子，一天12个小时下来腰酸背痛”，虽然每月只有20多元工资，可薛利红觉得很满足，“比起初中毕业回家种地的同学，我幸福了很多”。

　　光阴荏苒，1988年，薛利红结婚了。丈夫家在洩湖镇沙河村，和她家只隔着一个镇子，但丈夫上班却在西安草场坡。薛利红两口子的新房在蓝田老家，平常他们只能分别住在自己宿舍里，每逢周末才能回蓝田相聚。一年后，薛利红怀孕了，这时她辞掉了工作，回到了沙河村的婆家，准备和普通农村妇女一样，安安心心在婆家过日子。

　　“那时在农村，结了婚的妇女就是在家种地，看孩子，我也没啥想法，觉得这样也挺好的。婆家种了四亩地，平常地里锄草、浇地、上肥这些活我全包了，除此之外就是看孩子，伺候公婆”，薛利红说自己那时纯粹就是家里保姆，不挣钱也不花钱，平常连两个孩子的奶粉、衣服的钱都是公婆给的。

　　孩子大了，丈夫离得远，薛利红太想和丈夫团聚了。那时已经到了1994年10月份，她把女儿留在婆家，把儿子带到西安，一家人挤在丈夫单位的宿舍里。因为生计问题，她又在草场坡附近进了一家工厂的劳动服务公司，干起老本行。

　　三部曲之二

　　出国打工篇

　　累并快乐着的日本打工生活

　　城里打工，农村种地，再进城打工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薛利红，只是一个没有融入西安城市生活的农民工。可和老家亲戚的一次偶然碰面，却向刚满30岁的她展开了命运的另一扇大门。

　　1995年底，薛利红在西安一位亲戚家碰上了久未谋面的姑姑。“你现在在西安干什么呢？”“缝纫工。”“市里面招出国务工的缝纫工呢，你去试试吧！”“我才不去，我连西安都没出过”。薛利红还记得，当时她十分干脆地一口回绝了姑姑的建议，而且后来也从没放到心上。薛利红的姑姑在经贸部门工作，知道出国务工是个好机会，一直给她做了半年的思想工作，最后薛利红才答应和家人商量商量。可商量的结果仍是“坚决不能去”，薛利红又犹豫了。

　　也许是回家后和留在婆家的女儿睡觉前的几句对话，让薛利红铁了心要去。“妈妈，你明天去我们学校一趟吧！”“为什么呢？”“我和别的同学吵架，人家骂我没妈没爸，我就想让你去证明一下”。听到这里，薛利红心酸不已，她在心里暗暗地发誓，要多挣钱，把女儿接来和自己一起生活。可那时，她已经整整30岁了。

　　薛利红记得，当时决定去报名参加经贸公司出国务工人员考试，自己已经是54个报名者里的最后一名。“那天拿着地址，怀揣30元钱，就和同村一个小姑娘一起进城找经贸公司。开始以为在凯悦饭店，从没见过酒店的旋转门，吓得不敢进。后来鼓起勇气往里冲，衣服还被夹在门上，门卫帮着取出后，让我尴尬不已，回来后都没敢给别人说”。最后因为还是找不到经贸公司，薛利红只好打了个公用电话，叫来丈夫才帮着找到地方。

　　1996年5月5日，薛利红参加了出国务工人员的考试，虽然考试是做内衣，外衣和内衣区别很大，薛利红从没做过，可她还是凭着自己熟练的技术，顺利通过了考试。可随后一道道难题却接踵而至。“当时出国要交5500元的手续费，可家里全部积蓄才有6000元，万一要是挣不到钱，我咋和家里人交待？”薛利红刚有点想打退堂鼓，出国体检又查出她有胆结石，做手术花了五千多。出国手续费只能靠借了，就这样，出国前的薛利红，一直在去还是不去这个矛盾中徘徊。

　　10月10日正式出发去日本，薛利红和同行的18个陕西乡党一起，懵懵懂懂地踏上了异国之旅。因为“直到到了公司问了老板，我才知道在日本什么地方打工，一个月挣多少钱”。出发前，薛利红认真准备了整整一大皮箱的行李，甚至还有酱油、盐和卫生纸，可到了才知道，很多东西根本用不上，像卫生纸，日本用的是速溶的卫生纸，要是用从家里带去的，只会堵塞马桶。

　　带着仅剩的200元钱出国，薛利红做梦也没想到，除了语言不通，她在日本的生活环境竟然如此优越。她和两个姐妹被分到日本德岛市做内衣的阿波株式会社，每月光工资就4000元人民币，这还不算加班费。刚到日本第二天，老板就预付了2000多元生活费。“比想象得好太多了！”薛利红三人住在一个两层小洋楼的宿舍里，屋里彩电、空调、微波炉一应俱全，每天上下班还有老板或者老板娘的车送车接。

　　但是异国打工毕竟是辛苦的。薛利红除了一天八小时在机床上缝纫内衣外，经常也会有加班，而且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，她经常晚上回到宿舍，就累得直不起腰来。

　　除了工作累、压力大外，让薛利红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些生活上的难题。来日本前，自己在国内做了胆结石手术，缝针用的线，医生以为是速溶线，没有拆线，可到了日本，线头处开始感染，她的腹部已经长起了一个拇指大的包，疼痛难忍。“我不敢和老板说，害怕是大病，被遣送回国，后来往国内打电话，说是线头感染，我就借口感冒，请了两天病假，让姐妹们自己动手用盐水泡刀片和镊子，帮我把伤口划开取出线头，又把消炎药磨成粉，撒在伤口上，伤口竟然奇迹般地愈合了”，“现在想想，当时太胆大了，万一伤口发炎感染怎么办，可那时也是被逼得没办法”，薛利红现在说起来仍然感慨万端。

　　那时的薛利红累并快乐着。因为算上加班，她一个月能挣到五六千，两年下来一共挣了12万。“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，回国后一定要在老家盖上一栋两层的新房，再给自己买上一辆摩托和当时流行的BB机”。

　　三部曲之三

　　西安定居篇

　　她让300人遂了出国打工愿

　　1998年10月，薛利红回国了。她已不再是以前那个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农村妇女。她眼界开阔了，性格外向了，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风风火火。特别是攒下的十多万元积蓄 ，在当时可算得上一笔大数目，它真真切切地改变了薛利红一家的生活境遇。

　　早在回国前的一个月，薛利红就让丈夫把女儿接到了西安上学，圆了她埋藏在心里两年之久的心愿。随后一年，丈夫单位分房，薛利红又和丈夫一起，花了十多万在纬二街附近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。同时，她把自己的户口和儿子女儿的户口也迁到了西安。在西安城市的繁华地带，一家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所，这让村里的人好生羡慕。

　　2002年，经贸公司招聘出国务工业务员的消息让薛利红产生了兴趣，这可以帮更多的农村人改变生活。她辞去了当时在商场卖家具的工作，开始一心一意做起业务员。“当时我回蓝田老家，劝说村里人出国打工，可根本没人听我的。大家宁愿守在土地上，一年仅够吃穿，也不信出国打工能轻轻松松挣这么多钱”，薛利红说，当时第一年，她拿出自己在日本拍摄的一大本相册，让村里人看她在日本的打工生活，可即便这样，她也只招了20多个出国务工人员，还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亲戚。

　　随着社会上关于出国打工的信息渐渐增多，也有薛利红介绍的出国打工者回乡了，村里人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个好机会，随后，出国打工的人越来越多。薛利红婆家所在的沙河村三组，一共60多户人，其中有40人出国打工，回来后都在村里盖了房。现在，薛利红已经招工六年，有300人通过她去了新加坡和日本等国打工。而且，这里面的人也不只是蓝田县的了，还有咸阳、宝鸡和阎良等省内其他地方的。

　　薛利红说，出国打工回来后，大家的生活立刻有了质的飞跃。在她介绍的人中，有的女孩直接在异国成家；有的日语好的，回国后直接进了学校教日语；很多两口子一起去的，回来就在西安买房了。“现在，我儿子已经在西安一所大学读大二了，学的专业就是日语，毕业了我也希望他到日本就职”。

　　改革开放三十年

　　我市农民变化翻天覆地

　　采访中，记者观察着眼前的薛利红，她穿着时髦，谈吐不凡，手机上不停有业务电话呼进，如果不是她诉说这三十年的经历，记者根本想不到，以前，她曾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。

　　让薛利红命运得以改变的，虽然只是个偶然的机遇。可记者了解到，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，随着我市经济的高速发展，许多农民纷纷拥进城市打工或创业，不仅收入成倍增长，而且生活条件发生了质的飞跃。

　　1984年，中央出台“1号文件”，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务工，我市农民大量离开土地。转眼近30年过去了，虽然民工潮依旧汹涌，可变化却悄然不觉地产生了：肩扛蛇皮袋的越来越少，手拉行李箱的越来越多；灰头土脸、表情木讷的越来越少，衣着光鲜、神情自信的越来越多……与十几年前比，他们在语言、着装、观念上已悄悄改变，在许多人的身上，记忆中似乎是农民特有的“土气”已荡然无存。

　　许许多多的“薛利红”们，在改革开放30年来，离开农村，走进城市，融入祖国的大江南北，甚至走到异国他乡，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，写就了人生的光彩篇章，奠定了国家变革腾飞的坚实基础，成为我们伟大变革时代的永恒集体记忆！

　　[数据显示]  来自市统计局的一组数字表明，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了城镇，加速了城市人口的流动，使全市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　　西安市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，外来人口平均每年增加65万人以上，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逐年提高。1978年，我市户籍人口498.10万人，农村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68.2%，而到2007年，我市户籍人口764.25万人，城镇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66%，比1978年提高了34.2%。

　　随着越来越多农村人在城里落户安居，他们已经以全新的面貌走到历史前台，并充分融入到城市的潮流中来，成为你我他中的一部分。他们的生活变迁，正成为国家30年来天翻地覆变化的清晰见证！